在香港有一句话，上至富豪，下至乞丐，无论是IT码农、投行金领，还是作家、艺术家、演员，都会摆在嘴边，化解任何突兀的尴尬，抵挡任何不友好的质疑，粉碎任何激烈的攻击，这句话就是“搵食啫”。
比如有一次快递员到我们公司送件，行政Cici签完字，他忘了给东西转身就走。Cici发现后跑去追，他道过歉后，Cici继续责怪他太着急，他竟不耐烦、理直气壮地说出一句黄子华所说的“人生三大金句”之一：搵食啫！
“搵食啫”，非常接地气的一句俚语。“搵”，广东话的“找”；“食”，即“食物”、“吃的”；“啫”做语气词，为让步的意思：“而已”。“搵食啫”即“讨口饭吃罢了”，是最卑微的“赚钱”意思的表达方式。找吃的而已，活下去而已，整句话没有主语，却暗含了两个主体，一个是“我”，一个是“我们”。如果谈话内容指向的是“我”，那么我不过是为了“糊口而已”，你别为难我；如果谈话范畴涉及对话双方、各方，那么我们都是“养家糊口讨口饭吃而已”——大家都不容易。
这句话蕴含了香港人非常广泛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定位，依稀能看见残留的亚洲农业社会晚期形态的精神思想，深刻反映香港人自食其力、自力更生的草根核心价值观。
因为无人不晓得无人不认可，它甚至成为了香港人解决日常矛盾的尚方宝剑。说夸张点，打起架来拳头都要碰到鼻尖了，你说出这句话拳头还能急刹车。因为虽然生活压力大，“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”(巴士阿叔)，但香港人之间却没有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因为大家都是：“搵食啫”。赚口饭吃，何必为难彼此，以和为贵、闷声发大财才是正道。所以，“搵食”是最高生存法则，“阻人搵食”则是罪大恶极的行为。
搵食啫，只不过有的人山珍海味，有的人残杯冷炙。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人积极、融通的务实精神，另一方面一些人无形中把音乐、文学、电影等人文工作也归为“搵食”，则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而不自知。
香港口头禅“犯法啊”体现香港人“以法为先”的认知
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社会，法、理、情来比，当发生问题时，至少在台面上，摆出“法”来是无敌的。香港人法律意识之高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尤其在涉及经济利益时，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大伯，说出“我要找律师楼告你”或“我要先咨询下我的律师”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正常的。比方说有一次我前公司迟付了某外包商的款项，该外包商立马发了一个邮件过来，警告将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，真真一点面子情都不留。
在这样“法律最大”的大环境下，黄子华人生三大金句之二“犯法啊？”成为香港人的口头禅之一，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“犯法啊？”带有一种反击和挑衅的意味，意即我犯法了吗？凭什么管我？
比如说，在TVB或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当一个小混混深夜在街头流离浪荡，经过的警察投以关注的目光时，小混混劈头说一句：半夜逛街犯法啊？警察便只能干瞪眼，嘀咕两句转身走开。
实际上，除了对付“差佬”，“犯法啊”中的“法”在香港人日常生活中已经泛化了，而不仅仅是“法律”、“法规”的意思，更多的是“习俗”、“常规”的意思。比如说有一次开派对，阿May穿着睡衣就来了，有人好心提醒她：今晚不是睡衣趴哦……谁知道阿May眼一瞪，说：我知道啊！穿睡衣犯法啊？当然，我想她应该是在犯二，搞混了……
“犯法啊？”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你可以做出任何怪异的行为，只要法律没规定是犯法的，别人奈何不了你，即香港人也经常说的：“你吹我唔胀”。
所以说，当“搵食啫”还不足以解决矛盾和问题时，来一句“犯法啊？”基本上能将90%的攻击消除于无形。这句口头禅充分体现了香港人“法”字当头、事事以“法”为先的法制思维，然而某种程度上，也暗藏了香港人被动接受法律的心态：我犯了什么法，你给我说说——兴许哪一次，就真的犯了法了呢？
香港人说“我想嘎？”用动机博取同情
黄子华不愧是香港民间最负盛名的草根哲人。在他的“栋笃笑”里流传甚广的哏，“人生三大金句”，一针见血地刺中香港人的痒处，唤起了香港人太多太多的共鸣和自嘲，甚至许多没有看过他那段“栋笃笑”的人也熟知“揾食啫”、“犯法啊”，以及今天要说的“我想嘎？”这三大金句，成为谈论香港人俗语俚语所不能回避的话题。
所谓“人生三大金句”，是化解香港人日常矛盾的利器，如前两句都不起作用，就到了最后这句“我想嘎？”出面解决最后10%的矛盾的时候了。“我想嘎？”其实是“难道你以为我想这样？”的反问句的缩用，一旦说出，往往意味着委屈爆发的前奏或歇斯底里反击前的冲锋号。
比如说不时在香港影视作品里看到的，一个抛妻弃儿的男人站在法庭被告席上，声泪俱下。但他一不是为了“揾食”，其次又确实“犯法”了，这时候他就只有一句话能够博取评审团的同情了：我想嘎？
“我想嘎？我日做夜做挨生挨死(注意，这两个四字俚语连在一起也算香港人常用搭配)，却总被资方算计，赚鸡碎咁多(鸡毛蒜皮那么多)。经济差就说要与公司共度时艰，经济好就说要居安思危积谷防饥。我哪有钱养家？你以为我想嘎？”
再说下去，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那句“边个够我惨？”(谁够我惨)都要蹦出来了。
因为过于置之死地而后生，“我想嘎？”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弱化版的说法，即将反问句改称否定句：“我都唔想嘎……(我也不想的)”
在台面上，香港人的确很重视法律，然而从“我想嘎？”这句口头禅可以看出，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差错时，香港人往往并非寻求逻辑和责权的厘清，而是用“动机”的清白来为自己辩驳。
“我想嘎？”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的动机是好的，所以出了错你不能怪我——法制外衣褪去后，情先于理的内核呼之欲出：通过对动机的讨论，转移注意力，窃取人们的同情。
实际上我可以大胆地说，香港人对于制度典章、法律条文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信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然超越着对法律制度的信任。因为相信彼此的性本善，而产生血肉相连的感情，成为判断对错的最可靠的保证，这便是“我想嘎？”所蕴含的实质。
多喝“鸡汤”无害，“做人最紧要开心”
“TVB体”总结了很多连内地人都耳熟能详的香港电视剧台词，让香港市井语言更深入人心，比如最经典的“做人最紧要开心”。很多人以为这句台词表现了香港人乐观开朗的性格，待人处事总抱着乐天积极的态度，于我却并非这么简单。
大体上这种看法是对的，香港人善于自我安慰互相疗伤，从“TVB体”可窥一斑。然而从另一面来看，正是因为香港人在都市工作生活中承担着较大的压力，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去直面和化解这些压力，再加之近年来经济情况欠佳、物价房价飙涨、社会问题丛生，这些“疗伤系”的语言才更被市民所需要。
从电视中听到“做人最紧要开心”，对肩负重压的中层上班族来说，仿佛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投射，不断提醒自己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，对自己好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，但是转过头却又不得不面对“做牛做马”一般的疯狂OT(overtime，即“加班”)，才被“TVB体”安抚梳理过的思绪又被抛诸脑后，如是循环。
最近香港理工大学公关部主管黎明辉在校园内跳楼自杀，留下的遗书说道，“希望我的离去，唤醒雇主对员工的Work-Life-Balance(工作与生活平衡)的关注”。我认为这是香港人生活工作压力过大的极端体现。近年来香港人从自虐式的加班情结到开始倡议探讨标准工时、质疑超时工作情况严重，说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香港人通常认为两种人最幸福，一种是年薪百万以上的富人阶层，一种是住公屋的受助人士，前者生活优渥，后者多自甘平淡，反倒是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压力最大处境并不如意，常常自嘲为“伪中产”，因此对“做人最紧要开心”也最受用。
我其实很喜欢这句话，哪怕它有些犬儒有些享乐主义，但它暗示了人们，“主动的开心”比“被动的开心”好，基于物质产生的幸福不如从心里感受的幸福持久。因此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听到香港人说这句话还是太少，可以再多说一些，再滥用一些，直到身处压力中的人们意识到：未来总值得期待，无论过程有多艰辛。
本文节选自豆瓣阅读自出版作品
《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》
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
作者 林嘉文
本书是《南方都市报·深圳读本》「人文香港」专栏合集。作者林嘉文，现媒体工作者，曾于香港从事IT工作三年。接触过形形色色的香港人，通过自己的观察体会对香港和香港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，回内地工作后写成了这样一些文章。
香港离内地很近，然而又没有想象中的近；越来越多内地人来到香港，但对于香港的认识却仍然一知半解——香港人为何羞于吵架？香港幸福感最强的上班地点为何不是中环？香港女生为何喜穿裤袜？清晨的红磡为何会出现“鬼市子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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